小镇青年如是说

名字：应物
职业：背包客
年龄：00后
性别：男
标签：vipassana练习者
2020-2022所在地：成都南方小镇
现在所在地：在路上

（本文包括标题在内的所有内容全部来自投稿者，本项目志愿者仅做有限校对）

小镇青年如是说

如果我能够，我要写下我的苦闷和彷徨，为孤独者，为历史，为真实。但愿这些文字，有一点记录的价值，能让人了解，此一时期中国的一个小镇青年，是如何成长与面对他所生活的时代。

PART I 楚门的世界

三年疫情，深刻改变了我的生活。但回首往事，变革的潜流在更早就已悄然汇聚，只是随着疫情危机的不断强化而日渐汹涌，最终喷发而出。

我出生在一个小镇，确切地说，是一个「曾阔气过的」南方城镇。三线建设后，当地工厂林立，父母都是单位职工。我是00后，刚出生后不久，父母就经历下岗潮。童年里印象最深的事，就是在书上读到「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」——在形式上，工人的地位被摆得很高，但放眼自己周遭的生活，下岗潮后，留下的是大量离婚、留守儿童与贫穷。残酷现实与虚假宣传之间的冲突，成为我思考的起点。

（我的）成长阶段伴随着中国经济腾飞，与此同时，各类社会矛盾丛生，亲历了许多不平等，贪污腐化的问题。它们也是思想成长最好的催化剂，让我与官方宣传教育灌输的内容日益疏远。那是一段漫长而煎熬的岁月，在此时期，我常常既怀疑世界，又怀疑自己。当看到社会上那些不合理、不公正的现象时，或愤怒，或失望，但环顾四周，人们却是一幅习以为常的姿态，要么就装作歌舞升平。我感到不知所措。如同电影《楚门的世界》，我察觉到自己生活在某种谎言之中，但疑问得不到解答，真实也无处可寻，更无法诉说内心的苦闷，只能拧巴地活着，独自默默思考。同龄人要么是专心内卷，拼命成为做题家，要么就早早辍学打工；我则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种平衡，一面也不得不努力当个做题家——因为考试升学，是我离开当时环境的唯一办法——另一方面又极其排斥应试教育，想尽办法去找各种课外读物，开拓另一个精神世界，逃避被规训的压抑。与大城市不同，小镇没有那么多资源去了解各种批评与异议思想，只能读到新华书店里的那类东西。

高中考到了市里，虽然也只是一个四线小城，但能读到的书，终是比小镇丰富得多。《看天下》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等杂志是最早的启蒙读物，让我逐渐有了更多的渠道去了解社会变革，眼界也日渐开阔。但受限于中国的审查制度，其文章尺度有限，始终感觉有层窗户纸没被捅破，缺乏足够的批评性。多年后学会翻墙，读到了《长平观察》，才知道什么是针砭时弊、一针见血的新闻报道。

读到《1984》时，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，几十年前外国小说中的情节，在某种意义上，和我当下的生活竟如出一辙。我察觉到一种共通的历史处境，找到了长久以来渴望的强烈共鸣。怀疑得到验证，那些一直以来困扰我的问题——专制带来的压迫与系统性暴力，那些颠倒是非，那些欺骗——所有的问题并非我个人的臆想，而是真实存在的，且制度性缺陷由来已久。我感到不再孤单，找到了某种归属感。

那时也曾想过去学会「翻墙」看看墙外的世界，在没有了言论钳制与思想审查后，人们真实的看法是什么样。但又担心，倘若果真掀开伪装，某些真实恐怕会带来巨大的冲击，我原本的生活或许也将天翻地覆。这种巨大变革的可能性，对高中的我来说过于奢侈与沉重，我仍然要以成为小镇做题家为目标，这样我才能去更大的城市，有个更好的未来——这是一个更现实的方向。但当高考结束，进入大学，学会翻墙后，结果也确实如前所料，一切都开始天翻地覆起来。

PART II 红色药丸

来到成都，开启了大学生涯，应试的压力随之骤减，我半吊子小镇做题家的生活也自此结束。学会翻墙后，立即搜索天安门事件，然后是文化大革命，大饥荒，香港反送中等一系列冲突。过去在墙内，由于严格的审查，那些敏感内容，要么只能找到一鳞半爪的信息，要么只剩下一面之词，如今终于能更完整地了解来龙去脉了。我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相关信息，由此逐渐重构了历史认识，摆脱矩阵，回归真实。

在经过常年的瞒和骗后，重塑认知，是一个极其挣扎的历程。随着了解的深入，过去的拧巴逐渐解脱，但随之而来的是虚无和痛苦。被打碎的不只是那些虚假宣传，还有与之同构的整个价值体系与经验，而独自觉醒，更平添了一份孤独。我能理解那些人——即使他们知道了中共暴力与血腥的历史，也依旧拒不接受——否定过去绝非易事。随着了解的不断深入，我为意识形态宣传的巨大魔力所震惊，其竟能如此长久、广泛地进行欺骗，在那些美丽的口号背后，究竟掩盖了多少暴力与谎言？这一切都是真的吗，亦或只是境外敌对势力的抹黑捏造?

鲁迅曾写下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，旧日鲜血并未被忘却，文章还收录到大陆的教科书中供后人学习。可中共发动的天安门屠杀却被遗忘了，忘得一干二净，年轻一代一无所知。我对中国专制下宿命式的流血牺牲感到悲哀——中共曾是热烈的反对者，为何如今也走到自己曾经的对立面了?
The more things change, the more they stay the same.

我陷入巨大的茫然之中。疫情的出现恰逢其时，为我提供了喘息之机。让虚伪的更虚伪，让疯狂的更疯狂，乃是令真实呈现的不二法门。疫情期间生活的停摆，让我有大量时间去专注处理个人的精神危机，同时进一步看清了中共的真面目。

刚进大学就被关了三年，便自嘲为「新三届」——老三届上山下乡，新三届封校锁家，两代人的经历大相径庭，时间相隔久远，相同之处，可说是痼疾仍存，还是处在极权制度的束缚下，一样的身不由己。我们是同一代人，包括六四等事件不只是历史，而是政治现状。疫情三年是重大转折，重新塑造了很多人的思想与政治立场，但愿多年后回顾历史，多难兴邦，这代人能广出英杰，推动中国走向民主与自由。

起初也曾心存侥幸，算是个改良派，认为天安门事件等都是些陈年旧账，要向前看。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悲剧不会重演，鲜血不再流淌，总会好的，政治改革会逐步进行。但疫情时期，各类疯狂的政策与事件层出不穷，加之对历史再认识的不断深入，逐步推翻了旧有的立场，彻底看清了那套在脖子上的枷锁。文革之后，中共为应对严重的社会危机，稳固统治，才进行了改革开放，但这只是权宜之计。其对权力的垄断从未放松，借助疫情危机，权力又加速从幕后回到台前。

疫情初期，虽初面对严格的封控不太适应，但政策相较于后期封控的僵化与严苛，仍有不错的效果，且还有相当大的弹性与自由。县城里的日常生活受干扰不大，对我来说，更多的麻烦来自思想上的困惑。为了排遣心中的苦闷，那时我每天都去体育馆游泳，回家后继续探究那些疑问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了解越发深入。耳熟能详的诗人北岛竟是流亡者，「海外民运」「人权律师」等各类新词也逐渐走入了我的视野。这才知道在另一个中国，一直都有着大量的反抗者，在我看不见的地方，奋力斗争……2020年6月4日，郝海东的“新中国联邦建国宣言”，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郝海东常因语出惊人，被人唤作郝大炮，作为一个球迷，我对他非常熟悉。相较于那些过去的历史事件，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与我同处于当下的时代，其言其行对我更有切身之感与冲击力。视频一经发出，一夜之间，他就从国内互联网上消失，似乎此人从未存在——《1984》里的描述照进了现实。过去虽也见过此类封杀，如毕福剑，但那是私底下的谈话被泄露；郝海东则是自觉主动的抗争，他很清楚自己的抉择会让他付出沉重的代价。我为他的勇气和道义而震惊，受之感染，也决定彻底转变立场，自觉站在另一种历史叙事与公共记忆一边。后来，任志强、严歌苓……越来越多的人，在疫情时代做出了新的抉择。

2021年清明节，我前往重庆沙坪坝文革墓，这是全国唯一一个保存完好的文革武斗死难者墓群。全国很多文革墓以这种或那种原因被拆除，尽管此地保存较完整，但官方也要求「不拆除、不宣传、不开放」。网上查到清明节可能会开放，我决定去碰碰运气。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，过去的问题并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自动解决，问题依旧悬而未决，首先，我们需要记住他们。

公园周边车水马龙，里面游人如织，但若非知情者，绝不会想到，在这繁华喧闹之处，竟还隐秘地藏着一座墓园。皆因墓园四周树林密布，将一切悄然藏匿。下午，我走近墓园，大门依旧紧闭。正当我准备顺着门缝往里看时，台阶下的岗亭突然冲出一名保安，凶神恶煞地质问我姓甚名谁，怒斥我「立刻离开」。

我扭头就走，但并未远离，仍旧在公园里四处打转。直到黄昏来临，看到岗亭无人后，才从树林边绕到墓园后侧，决定翻墙而入。高耸的灰墙布满铁丝网，只有在拐角处留下些许空隙，我爬上大树，然后从夹缝里艰难地溜了进去。

墓园里一片寂静，气氛庄严肃穆，和我之前在网上看到的图片一致。不同之处，不少墓碑前都多了些鲜花，看来今日前来的扫墓者不少。就在我环顾四周，观察墓园时，一抬头，猛然发现了一个摄像头，正射出红色的光线，直直地盯着我。

图1、2 : 文革墓园

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.《1984》里的名言立刻浮现在脑海，我浑身冷汗直冒，手足无措，如同待宰的羔羊一样，呆呆地伫立在原地。温斯顿被抓的场景不断闪现───身穿黑色制服的壮汉破门而入，凶狠地把我打倒，而后带走审查。我不知被定住了多久，而后突然惊醒。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但我仍心惊肉跳，立刻翻墙离去，似乎再待下去，就会被墓园吞噬，随夜色一同埋葬于此。

再随便谈点关于头发的趣事吧，与诸位同乐。恰好二十大期间我留了脏辫，朋友问起原由，便半开玩笑地说「皇帝要坐龙庭了，留发不留头，留头不留发，趁早留辫子迎接复辟罢。」习近平果不其然开启了第三个任期。

学校有一领导，见我留长发，便责备道「男生留长发，像什么话，男不男，女不女的。」这话令我诧异，但也在意料之中。我知道在今日之中国，仍有正人君子之流是见不得男生留长发的，只是没想到大学老师的思想竟也如此封闭——这正是我留脏辫的一个小缘由，就是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——便回呛道「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，但有些人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。」所谓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，还演着旧戏码，一样的头发问题，一样的狭隘，一样的专制。巴金的《家》，在近一个世纪后的成都又复活了，同倩如一样。只不过从前的批评者是书里的流氓，现在摇身一变，改名叫领导罢了。
辫子，是很不容易剪掉的。

PARTIII 呐喊与彷徨

成都白纸运动发生当天，我先是在朋友圈看到了那张海报，号召大家前往望平街悼念。大概是受其他地区抗议活动的影响，之前还能正常进出的校园，那几天便借疫情管控之名，又严格封闭起来。学校还专门发布通知，要求密切关注同学们之间的思想动态，避免舆情。但有同学家在成都，恰于封闭前回家未在校，就把海报发给他，他于当晚前往参加了悼念。

当晚，我一直在校园里四处打转，试图找到监管松懈的地方，偷偷溜出去。但那时的监管却异常严格，四处都有保安不断巡逻。与此同时，我也一直和同学保持着联系，但信号时断时续。他陆续发来现场的情况，我都保存下来，想作为历史的见证者，保留下一些材料。

除了这位同学，还有个微信群，其中多为异见分子，也有人前往参加了悼念，都在不断转发着现场的情况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悼念的人群不断聚集，火药味逐渐浓烈，抗议的口号也随之升级。但那时我身处的校园，却仍旧如同往昔，微风轻拂，一派安宁和谐之景，什么都不曾发生，似乎处于截然不同的世界。

校园中的大多数人对这场抗议一无所知。如果我也袖手旁观，那就意味着我同他们一样，默许防疫政策的不合理与造成的灾难，对一切不合理的管控都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。我必须要采取行动，必须要有明确的态度来表达我的抗议与对死者的哀悼；我必须离开此地，汇入抗议者们的洪流，成为他们中的一员。逐渐按耐不住这种反差的压抑，在苦寻偷溜（方法）无果后，我便打算来硬的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直接骑车，快速冲过校门口的安保。但当我真骑着共享单车，距离出口只有几十米时，却立在了那里，只是呆呆地望着校外，怎么也迈不动腿了。关于四通桥事件的记忆逐渐袭来，恐惧与担忧蔓延全身。

四通桥事件发生当日，正好家人打来电话，就顺便与他们谈起这事。未曾想到，后来爷爷专门给我打来电话，告诫我注意安全，坚决远离这类活动——他了解天安门事件，很清楚共产党镇压的残酷性。「软肋」视频那两天方兴未艾，中共这下确实抓住我的软肋了。如果是身处抗议纪念的人群之中，还能够借助庞大的群体来保护自身，可要是就这么直接了当地冲出去，必然彻底暴露。我知道因为抗议已经抓捕了一些人，并且还将继续抓捕下去，要是冲出去，恐怕是有去无回，等待我的只会是监狱。家人怎么办，我会被关多久……激情逐渐消退，理智占据了上风。

那一刻才知道，自己并非孤勇者，也不是坦克人。尽管我并不怯懦，但也不像过去自认为的那样勇敢。那一刻，突然就理解了那些过去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——为什么面对这个政权的暴力与压迫，很多人没有义愤填膺，没有起身反抗，即使是小小的抗议也是稀缺之物？在这样一个威权主义的国家，任何温和的抗议在中共看来都不可容忍，欲置之死地而后快。大众被系统地打碎成原子化的个体，难以齐心协力发动社会运动，抗议往往成为个人的单打独斗。只身一人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，其中的压力与挣扎，只有亲身面对才能体会。

同学后来告诉我，在他回家的路上，担心地铁附近有人抓捕，便先骑着共享单车逃离了大部队几公里，然后才搭车回家。也许是确有其事，也许是惊魂未定，他觉得一路上都有人跟踪，特别是抵达小区后，大门口立着几个人，一直面无表情地盯着他，似乎在进行无声的警告。

我终究没有冲出去，只好回到宿舍。但不一会儿，学校的保安开始了行动，逐个排查寝室，检查有无白纸——后来听说，当夜校园里也曾有人举白纸抗议。我激动地向室友们谈论着刚发生的一切，他们初感惊奇，而后不置可否，像是在听着远方的奇闻异事，只是一面点头，一面继续打游戏罢了。我渐渐感到自己成了「被示众者」，费尽心力，不过是给看客们增加点谈资。慷慨激昂渐渐消失，最后只剩一阵空洞的沉默。忍不住问起他们的看法，众人突然爆发出一阵喧闹，七嘴八舌说个不停，意思却一样，都认为清零虽然问题多多，但抱怨两句就行，游行到底是要不得的危险举动。熄灯就寝，而后连「莫谈国事」的调子也停了，只余下茫茫夜色。

PARTIV 半个哥哥

大学毕业后我选择gap year，徒步重走长征路。一来，是这几年疫情被关得实在烦闷，又见证了许多生离死别，颇有人生无常之感。便想乘着年轻，游览名山大川，行脚参学。其二，也算是做一次漫长的田野调查——长征的故事广为流传，是中共合法性的重要来源。毛泽东当年写下「长征是宣言书,长征是宣传队,长征是播种机」，现在是验收的时候了。很多人在疫情后感到失望，选择了润，但这些多是城市精英的立场。中共各类严苛的政策能够实施，一定是有着其特定的社会基础支撑。当代中国广大乡村总是被忘却，被代表，难以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，我希望自己能听见另一个无声的中国。

在八十年代，《经济日报》的记者重走长征路，发掘了「半床棉被」的故事，后来当地由此建造起纪念馆，成为中共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重镇。沿途我也碰见个故事，记录下来，以飨读者诸君。

路过遵义龙坪镇附近村庄，天气炎热，便在路旁一老者家休憩喝水。我知道大饥荒时期，遵义饿死了很多人，就与老大爷谈起了大饥荒，问起当地的具体情况。他说「那个时候大队开会，去的路上，走着走着人实在没了力气，啪，倒在路边，起不来就死掉了。啊，到了会场，连着开几个小时的批斗会，开着开着又有人饿死。」凡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

问他为什么不起来反抗，他说心软的干部受到政治压力与批判，扛不住，上吊自杀了；剩下的大多凶狠恶毒，打骂是家常便饭，再有警察军队给其撑腰，打不过，也不敢，只得老老实实挨饿等死。

我看过不少关于大饥荒的记载，这些不算太新鲜，但有一「人相食」事件让我刻骨铭心。大娘说起她们邻村耕地贫瘠稀少，贫穷落后，丰年粮食不过糊口，更别说大饥荒了。闹了饥荒，家里孩子多，哥哥先给饿死了，无力埋葬，陈于家中。饥荒持续，难以忍耐，弟弟遂砍下哥哥尸体的大腿，烹而食之。

饥荒迟迟未能结束，弟弟又忍耐不住，准备再吃哥哥以充饥。母亲实在是于心不忍，便劝道，「娃儿，那是你亲哥，给他剩点吧。」

「饿死这么多人，历史要写上你我的，人相食，要上书的!」
但我没看到任何纪念碑。